在“科學家應該承當社會責任”已成為主流判定，并且越來越強調(diào)科學家社會責任的今天，我們不反對人們在高談闊論時，充分發(fā)揮想象去賦予科學家更多的責任，并努力避免遺漏。但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人們大量的討論都缺乏可操作性。要使科學家社會責任具有可操作性，我們必須圈定（界定）科學家應當負責且能被操作的社會責任，同時排除圈外的。我們知道，這個“圈”本身的可操作性及合理性都是值得質(zhì)疑的。為了避免無休止的爭論，我們借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學術(shù)語來進行討論，提出“科學家社會責任咨詢制”，把“科學家社會責任的豁免”與“有限責任的確認”結(jié)合起來，用“豁免＋確認”的方式來解決“圈定”所面臨的困難。因為“豁免”意味著那部分責任在操作中無須追究責任，從我們的討論來看，避開了“要不要負責”、“怎樣負責”等問題，實際上消減了問題本身；而“科學家社會責任咨詢制”的中心觀點“‘科學家有限社會責任的確認’僅限于科學家有責任向倫理學家咨詢”，更把倫理責任轉(zhuǎn)譯為可操作的“咨詢責任”，避免了“確認”所面臨的合理性等爭議，并使問題有了可操作的解決方案。
因為進入到實踐環(huán)節(jié)，特別是針對科學家個人的時候，責任的分解就顯得很重要了，我們要考慮到，一旦某個科學家沒有履行社會“賦予”他的某項責任，人們對他的指責是否具有合理性。譬如：科學共同體應當負起科普責任，但我們卻難以指責某個科學家沒有負起這一責任，除非他同時是科普工作者。我們應當做的，最多是希望他也能做些科普工作。而那些具有稀缺性特點的前沿科學家，我們更指望他在科學研究上取得突破，甚至以此作為判斷他是否是個負責任的科學家的標準，其他的不負責任行為也往往因其成就而被人們原諒，至少被一分為二地看待而消減了批評的力量。當然，這對那些急于找人來負起責任的人來說，是不可原諒的。以至于，盡管科學技術(shù)本身是否具有價值負載的爭論仍在繼續(xù)進行中，科學家卻已經(jīng)實際上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愛因斯坦等人甚至不得不做出“懺悔”。但當我們考慮到整個社會分工以及科學共同體內(nèi)部的社會分工時，就應該承認：讓某個科學家（甚至科學家共同體）負起完全的社會責任，實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越來越細的社會分工確認了科學家時間、精力、知識等方面的有限，很多社會責任問題（特別是與科技發(fā)展前沿相關(guān)的倫理問題）甚至連專業(yè)的倫理學家也難以輕松應付，不應苛求科學家自己應對這些問題。更何況我們還面臨這樣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研究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不以科學家的意志為轉(zhuǎn)移；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求科學家為科學研究工作承擔社會責任”。［１］我們的確不應該忽略社會分工對科學家社會責任的豁免。
從這點來看，我們不能認同我國學者曹南燕的觀點：“在科學技術(shù)高度發(fā)達的大科學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倫理責任要遠遠超過做好本職工作”。［２］科學家社會責任與其本職工作的比較，對我們而言是難以進行的工作，但值得討論的是“保障科研自由是維護科研生命力的需要”，正如我國學者劉麗娜所說：“給科學家賦予太多的社會責任，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會使科學家受制于社會的干預和限制，阻礙科學研究的多樣性，限制科學家進行科研活動的自主性……當然，強調(diào)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對社會的發(fā)展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是在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被過分強調(diào)并由此產(chǎn)生了一系列問題之時，討論一下科學家的責任困境將會有助于科學家更好地承擔其應負有的責任”。［３］實際上，我們關(guān)注的問題也在于“有助于科學家更好地承擔其應負有的責任”。
當人們對科學家社會責任做了充分討論后，我們發(fā)現(xiàn)：“加”并不能再“有助于科學家更好地承擔其應負有的責任”，而“減”或許是一個可用的選擇?！皽p”的方式在法律中早有實踐，是通過“責任豁免”來實現(xiàn)的。（責任豁免是指對民事主體因其侵權(quán)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予以免除或減輕，可分為完全豁免和部分豁免）。當然，法律的責任豁免制度已經(jīng)長期實踐而發(fā)展為相對完善的體系，我們對科學家社會責任的豁免的探討不能在同樣的水平上進行，這樣的討論也不是在法學的意義上發(fā)生的，確切地說，我們只是借用了法律中“責任豁免”這種“減”的方式做些嘗試，而更多的探討尚待時日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