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當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刻，加強稅收征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與加強征管相比，更重要的是加快稅收制度和稅收體制改革。當前，以下諸點應予以關注：理順納稅人與稅收征管人、公務員之間的關系，確立納稅人的主人翁地位；依法照章納稅，廢止自上而下地下達征稅指標的傳統(tǒng)做法；根據擴大內需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改革稅制已經提上了日程；為適應加入 WTO后形勢的變化，改革現(xiàn)行內外有別的稅收制度，實行內資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公平稅負；為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加快由抑制投資的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過渡；規(guī)范稅外費征管，減輕納稅人的稅外費負擔，并逐步將游離于財政之外的收入納入政府預算。
稅收是政府主要的財源，又是政府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當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刻，加強稅收征管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與加強征管相比，更重要的是加快稅收制度和稅收體制改革。當前，以下諸點應予以關注：
1、理順納稅人與稅收征管人、公務員之間的關系，確立納稅人的主人翁地位。
稅收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途徑和形式。勞動群眾是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納稅人，無論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他們所繳納的稅金都來自勞動群眾所創(chuàng)造的社會財富。納稅人與政府之間是權力和義務對等的關系。公民作為納稅人具有照章納稅的義務，同時又享有接受政府及其雇員所提供的服務的權力；政府及其雇員擁有依法納稅、領取俸祿的權力，同時又必須履行對納稅人應盡的義務。這種權力、義務體現(xiàn)了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主仆之間的關系。納稅人是社會的主人，政府公務員則是為納稅人服務的公仆。古人把官吏稱之為百姓的“父母官”。其實，納稅人供養(yǎng)了政府及其官吏，而不是相反。政府及其官吏絕沒有超越公仆之外、凌駕于主人之上的特權。明確這種主仆關系，是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稅法要實現(xiàn)稅收調節(jié)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必須規(guī)范這種主仆關系，并給予法律保障。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種主仆關系在人們心目中卻往往被淡忘，甚至被扭曲、顛倒。特別是一些官員并不珍惜手中的權力為納稅人服務，他們肆意侵吞公共財富，橫行鄉(xiāng)里，魚肉百姓。他們所作所為不僅背離了人民政權和執(zhí)政黨的宗旨，而且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規(guī)范和道德規(guī)范。
2、依法照章納稅，廢止自上而下地下達征稅指標的傳統(tǒng)做法。
稅收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這種強制性表現(xiàn)在：納稅人必須依照稅法從其收入中提取法定數(shù)額作為稅金上繳政府；政府稅務部門依法向納稅人征收稅金；司法部門依法查處違反稅法的行為。納稅人照章納稅，稅務機關照章征稅，是規(guī)范化市場經濟的通行規(guī)則。依法稅收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稅負，防止偷逃稅，才能防范稅務人員營私舞弊，貪贓枉法。
但是，稅收的強制性和稅務機關自上而下地下達指令性稅收指標，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在制定年度財政預算時，為實現(xiàn)預算收支基本平衡，對稅收作出初步預測，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必須逐級下達指令性征稅硬性指標。這種辦法違背了市場經濟通行準則，十分有害：第一，它會破壞公平稅賦、合理負擔的原則，征稅時做不到公平、公正。因為稅務機關并不是根據納稅人當年經營實績和實際收入征稅，而是以上級主管部門下達的指標為根據，參照納稅人上年繳納的稅金進行分攤。所以就會出現(xiàn)該多征的卻少征，該少征的卻多征，當年稅金繳納越多，次年稅負就越重。第二，滋生弄虛作假，征過頭稅。稅務機關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稅收任務，置法律不顧，用各種辦法湊足指標。例如，先征后返，貸款納稅，抽肥補瘦，超前征收等。當年任務完成得越好，稅收基數(shù)越大，由此便形成惡性循環(huán)，把“依法治稅”拖進死胡同。第三，為偷漏稅提供縫隙。稅務部門一旦完成任務便不尋求新稅源，該征不征；納稅人千方百計偷逃稅金。第四，為稅務人員搞權錢交易，滋生腐敗提供土壤。稅務部門按上級下達指標征稅，是典型的“人治”、“權大于法”的表現(xiàn)。它使某些稅務人員無視稅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使國家蒙受損失。所以，自上而下地下達指令性稅收任務的做法是違背市場經濟通行規(guī)則的，是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背道而馳的。
3、根據擴大內需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全面改革稅制已經提上了日程。
近 20年，稅收制度經過了多次調整和改革。現(xiàn)行稅制是 1994年以抑制經濟過熱、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而制定的。當時雖然提出了“統(tǒng)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原則，但在稅制中并未得到充分體現(xiàn)?，F(xiàn)在隨著形勢的變化有必要進行全面修定。在修定稅制中有以下幾個問題應予以特別關注：
首先，按照國際慣例可否考慮取消農業(yè)稅。目前在農業(yè)稅項下每年向農民征收稅金約 400多億元。按農田計算，每畝征收 20多元。農業(yè)稅在全國稅收總額中的比重不到 3％左右。這個數(shù)額并不算大，對整個預算收支影響不大。近兩三年政府年度預、決算收入都保持了較高的增幅。去年預算增收 1000多億元，決算又比預算超收 1000多億元。如果狠剎公款吃喝和公費旅游等不正之風，特別是進一步加大反腐敗力度，財政增收節(jié)支的潛力是很大的。第二，免除農業(yè)稅有利于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擴大內需的重點在農民，擴大內需的難點也在農民。免除農業(yè)稅，這個數(shù)額對政府來說是十分有限的。但對農戶來說卻可以增強他們對收入增長的預期，從而增加即期消費和投資的支出。第三，在提取“三提五統(tǒng)”的同時，征收農業(yè)稅，違背了公平稅負的原則。與城市職工相比，農民實際上承受了雙重稅費負擔，在繳納農業(yè)稅的同時，還必須上繳“三提五統(tǒng)”。如果把農業(yè)稅比作個人所得稅，它的起征點卻遠遠低于現(xiàn)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guī)定。近兩年農民年人均現(xiàn)金收入僅為 2000多元，月均 160多元，遠未達到 800元起征點。所以，農民的法定稅費負擔比城市職工重是不容置疑的。第四，目前市場經濟國家均未開征農業(yè)稅，不僅如此，政府對農產品還實行價格補貼。中國“入世”已成定局，按照國際通行規(guī)則改革稅制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