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封建法律重典治貪的成敗正是由于這種反貪原因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封建社會的反貪必然是不徹底的。因為就百姓而言，他們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結構中歷來是處于政治權力之外，無法形成一種社會力量來抵制官方的權力濫用。而從中國傳統(tǒng)社會看，法律的基礎又不是民意，而是來自皇帝。這表現(xiàn)在具體的案件處理上，就是不能把反貪制度貫徹始終，受皇帝的主觀意志、一時好惡影響很大，法律化、制度化不足。以清朝為例，自公元1644年（順治元年）至1911年（宣統(tǒng)三年）的268年之間，清朝一、二品官經(jīng)濟犯罪案件共108件，案中被判刑的一、二品官共157人，其中死刑立決的68人，斬監(jiān)候、絞監(jiān)候的47人，受到其他刑事處分的42人。這些案件的處理，總的來說能夠依法嚴懲，決不姑息，但另一方面，也有嚴重的問題：有的案件判罪量刑的標準不一；朝廷諭令審理主觀主義；以言代法，對三法司等九卿判決的主犯，皇帝諭令無罪升官，或無罪判刑重處。[40]因此，由于我國古代皇朝大多是通過農民起義奪取政權的，所以統(tǒng)治者對舊皇朝的政治腐敗大多具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對廉政建設也比較重視，這樣在中國古代每一個皇朝建立之初，政治相對比較清明。例如朱元璋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41]但是明中期以后，廉政法制廢弛，吏治大壞，終于走上了覆滅的輪回之路。其實這是有其背后的深刻原因的。
在中國法制史上雖然一直強調“德主刑輔”和“明刑弼教”，但是，法制實踐卻一直突出“重典治國”，尤其是對貪墨之官，一直都是在懲罰上重于常人。從上古開始，立法中便“盜”“墨”相提或盜贓并論，而從立法上看，貪贓受賄的刑事責任遠比盜竊為重。
例如在漢初的法律中甚至規(guī)定，官吏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飲食，就要被免職。以后覺得這樣處罰過重，又改為“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jiān)、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边@就是說，收受了下屬的飲食，如果付了相應的費用的話，可以不追究，如果不付錢，則照罰不誤。[42]
再例如《唐律疏議》規(guī)定，作為負有領導、主管某項工作的官吏“監(jiān)臨主司受財而枉法”的（相當于現(xiàn)“受賄罪”并為他人謀取的是非法利益的），如果數(shù)額達到十五匹就要處絞刑，[43]“監(jiān)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jiān)臨財物”的（相當于現(xiàn)法律之“貪污罪”）在處罰上要“加凡盜二等”，如果數(shù)額達到“三十匹”就要處絞刑，而常人盜竊，即使五十匹，也才是加役流而已。[44]
我國古代保證吏治清明的廉政法律制度還有很多，發(fā)展到唐代已經(jīng)相當完備了，如果僅僅從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及其運行來考慮（也就是說，不考慮民主監(jiān)督等現(xiàn)代法治因素），尤其是從刑事和行政法律上來考慮，那么我們可以說，凡是有可能出現(xiàn)權力腐敗的地方，有關的廉政法制已經(jīng)完全涉及和包羅無遺，有些規(guī)定與現(xiàn)代的中外法律規(guī)定比較（主要是刑法規(guī)定及一部分行政法規(guī)定），不但毫不遜色，甚至還有比現(xiàn)代更為嚴密的規(guī)定（當然并不是說總體上超過了現(xiàn)代）。
而從實施這些規(guī)定的實效看，凡是這些法律制度得到充分的貫徹實施的，廉政效果都較好，社會政治就比較清明，這些都是有史為證的，例如以本來以擄掠為業(yè)的鮮卑屬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即位后即頒布律令“義贓一匹，枉法贓無多少皆死”，并派使者在全國范圍內查到了當年觸犯該法律的40余人判處了死刑，自此之后，“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45]明朝初期，由于朱元璋重視廉政，實行嚴刑峻法懲治腐敗，因而“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渙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盵46]盡管這些記載不無夸大之詞，但吏治對廉政的積極作用卻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在嚴厲打擊的情況下，官吏腐敗現(xiàn)象仍然是存在的。例如朱元璋親自組織編寫的《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共236個條目，其中150個條目是屬于懲治貪官污吏的，因此《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實際上就是以懲治貪污為主的法規(guī)匯編?！洞笳a》是一部“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尤其是對貪污罪，《大誥》的處罰規(guī)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還規(guī)定了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之刑，并將之掛于官府公座兩旁，使官吏一見便觸目驚心。明朝對貪官用刑之酷是歷史上罕見的。對于貪官污吏，即使是功臣宗親，朱元璋也一律嚴懲不貸。他在推動反貪運動中，還規(guī)定百姓可以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雖無文引”關津也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其正官首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47]常熟縣陳壽六等三人曾把貪殘害民的官吏顧英綁縛至京面奏，朱元璋當即賞陳壽六鈔三十錠，三人衣各二件，還免除了他三年的雜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膽敢對陳壽六打擊報復者，一律族誅。[48]這說明這些規(guī)定不是裝裝門面的，而是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實實在在地起到效用的。這種堅持專門機構辦案與發(fā)動群眾相結合的做法，堪稱難能可貴。盡管在這種嚴厲打擊下，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于《大明律誥》書成之后，也承認他的懲貪法律“行之既久，犯者猶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