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簡介及文獻的基本結構
(一)作者簡介羅伯特·M·布什曼(Robert M，Bushman)于1975年獲俄亥俄大學工商管理會計碩士學位，1989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會計博士學位，現為美國查珀爾希爾北卡羅來納大學凱南一弗拉格勒商學院杰出法務會計教授，主要研究財務會計對公司治理的作用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問題。格拉史密斯(AbbieJ Smith)于1975年獲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1979年獲會計和金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81年獲得會計學博士學位，1980年加入芝加哥大學，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和企業(yè)透明度等問題。兩位學者在《會計與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AE)、《會計研究雜志》(Journal ofAccountingResearch，JAR)、《當代會計研究》(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和《會計評論》(The Ace-ounting Review，AR)等世界著名學術期刊上發(fā)表多篇論文。布什曼和史密斯合作的《財務會計信息與公司治理》(Financial account-in~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以下簡稱《治理》)于2001年發(fā)表在JAE上。該文綜述了2001年前公開披露的財務會計信息在公司治理過程中作用的實證研究，并且為延伸這一研究提出建議。
(二)文獻的基本結構文獻前言中談及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內容，并對財務會計信息、公司控制機制和財務會計信息治理作用等概念從理論高度進行了剖析；第二部分具體分析財務會計信息對管理層薪酬計劃的作用；第三部分討論會計信息在特定治理機制中的作用；第四部分研究財務會計信息與經營業(yè)績之間的關系；第五部分根據分析指出公司治理研究與其他會計研究之間的關系并對財務會計信息的利用提供建議；最后一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
二、《治理》的主要內容
(一)會計信息與管理層激勵合約基于具有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特征的公司的廣泛討論存在，公司治理研究便集中于能夠緩和代理問題并支持現存經濟組織形式的機制，高管薪酬研究居于首位。傳統(tǒng)薪酬研究檢驗了管理層薪酬與規(guī)模，銷售額，利潤與業(yè)績指標之間的關系，伴隨信息經濟學的發(fā)展，委托代理論研究了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最佳薪酬合約中的業(yè)績變量問題，通過薪酬業(yè)績敏感度以及努力邊際貢獻率的分析來達到風險分擔與激勵的平衡。激勵薪酬會計研究大概有三種不同的方法：第一，薪酬業(yè)績敏感度檢驗；第二，視合約為外生變量，檢驗合約結構導致的盈余管理行為；第三，基于會計信息不同激勵計劃對公司業(yè)績的影響，薪酬合約可分為顯性和隱形合約，在顯性合約方式下，研究者主要分析了美國上市公司高管和部門經理的薪酬合約、日本與德國高管薪酬合約以及風險投資公司與企業(yè)家之間簽訂的財務合約對財務會計數據的使用，結果發(fā)現這些顯性合約中均顯著使用了財務會計數據。其中以每股收益，凈利潤和經營收益為最常用；而隱形合約中，真實的合約細節(jié)不被研究者所知，他們通過合理假設各種業(yè)績變量，然后與高管們的薪酬進行回歸，從而估算出各種薪酬業(yè)績敏感度，事實上這種研究方法很可能會導致不同業(yè)績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以及變量缺失等問題(Demski和Sappington(1999))。隨著公司對管理者激勵方案的不斷變化，現行薪酬合約對會計數據的使用表現出如下三種趨勢：一是高管現金薪酬的決定因素從會計數據轉向股票信息；二是高管整體薪酬中現金薪酬所占份額越來越小，而相應更多的被股票和股份期權所取代；三是整體薪酬業(yè)績敏感性在不斷擴大。
基于對薪酬合約和會計數據的研究，文章提煉出了一個理論框架：從理論上說明合約的決定因素以及這些決定因素變量在合約中的激勵權重。高管薪酬是基于一系列復雜的業(yè)績指標的，其中包括會計指標。該理論模型對會計信息的合約作用做了清楚的分析和說明：首先，直接對管理者行為創(chuàng)造激勵；其次通過其他業(yè)績變量過濾普通噪音干擾；最后，再次平衡管理者在多項活動中努力的分配。因為在同時存在多項活動時，管理者對努力的分配基于e1/e2=P1/P2，而投資者希望管理者努力的分配基于e1/e2=v1/v2，其中e代表管理者的努力水平，p代表公司股價，v代表企業(yè)價值。因為P是市場利用所獲得的信息來推斷的股票價格而非真正得對管理者的貢獻做出評價，從而導致P1/P2≠v1/v2，此時便需要利用會計信息和其他非股價信息來對管理者創(chuàng)造激勵，使其努力分配平衡。
基于上述理論框架，本文對業(yè)績變量激勵權重大小的其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進行了綜述。以委托代理理論為基礎的薪酬研究發(fā)現會計指標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者當期行為的未來長期影響，故具有較小的合約價值，另外那些具有高成長性和豐富的投資機會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對股票變現出更高的敏感性，從而會計利潤的激勵權重可能會隨著股票激勵權重的增加而減小。其中有代表性的相對激勵權重研究有：Lambert和Larcker(1987)，他們得出現金薪酬對股票收益的激勵相關系數與對凈資產收益率(ROE)的激勵相關系數之比即相對激勵權重，與公司成長性正相關，與ROE的隨機干擾項和股票收益的隨機干擾項之比正相關，與ROE和股票收益的相關系數正相關，最后還與CEO持股份額負相關；另外，Sloan(1993)關注在高管薪酬合約中除了利用股價信息外利用會計利潤信息的原因，他解釋是因為會計利潤可以保護管理層免受市場股價大幅波動的影響，從而起到過濾噪音的作用；最后，Clinch(1991)和Babe等人(1996)用研發(fā)支出(R D)代替公司投資機會，研究發(fā)現隨投資機會增長，薪酬在向股票基礎型轉移。
會計報告利潤的兩大基本作用是：決定股價(估價作用)和評價管理者努力并決定其薪酬(控制作用)，兩大作用彼此之間存在關聯(lián)性，他們的連接點便是管理者當期行為的邊際貢獻。Bushman等人(2001)預測報告利潤的估價權重與薪酬權重之間是正相關的，這是因為當管理者努力的邊際貢獻增大時，委托人自然希望管理者付出更多努力，于是便會在薪酬合約中給予會計利潤更高的激勵權重；另外，他們認為管理者當期努力具有多期影響，當期報告利潤不能完全捕獲管理者當期努力，而股價則是市場利用報告利潤推測真實邊際貢獻后得出的。會計利潤的不同構成部分對高管現金薪酬的影響也不一樣，其差別通過分析哪些盈余構成部分在合約中被使用，并檢驗各使用部分的激勵權重來得以證明。Clinch和Magliolo(1993)、Healv等人(1987)、Dean等人(1989)的研究綜合表明薪酬委員會在制定薪酬時所使用的是經粉飾了的會計變量，另外Dechnw等人(1994)和Gaver(1998)研究表明薪酬委員會在決定高管現金薪酬使區(qū)分了凈利潤的不同構成部分，而做這種
區(qū)分也是受管理者們歡迎的。
實際薪酬合約對業(yè)績變量的選擇可能并不如人們所想象的簡單，會計指標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者當期行為，合約中會利用到股價信息，但股價依然不能包括管理者努力的全部，于是便有大量文獻研究薪酬合約中對其他業(yè)績變量的使用。Bushman等人(1996)研究在決定CEO年度獎金時，對個人業(yè)績評價(Individualperformance evaluation簡稱IPE)的使用，htner等人(1997)具體考慮了對非財務指標的使用。他們得出薪酬合約中所使用的某些變量是不能被市場所直接觀察到的，董事會并未將CEO報酬的決定因素完全交給市場，而是引用某些私有信息對其進行了調整。
代理理論認為通過在合約中利用相關業(yè)績評價(Relativeperformance evaluation簡稱RPE)可以降低薪酬合約中的外部干擾。Holmstrom(1982)，Aggarawal和Samwick(1999b)分析得出，出于戰(zhàn)略考慮，處在競爭程度越激烈的行業(yè)里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合約中給予競爭公司業(yè)績變量更高的正項激勵權重，其目的是為了緩和競爭，使其定價合理，最終促進公司間合作并為股東帶來更大的財富；而DeFond和Park(1999)忽略戰(zhàn)略考慮，認為行業(yè)競爭程度越強。RPE越能促進董事會察覺到本公司CEO差的業(yè)績表現。
受到數據的限制，較少文獻對公司中層管理者薪酬進行研究，但部門經理薪酬合約的設計卻同樣重要。組織激勵是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對于部門管理者薪酬合約來說，會計數據或許更有價值，因為像股價這類公司總體業(yè)績指標中含有太多噪音。有關不同級別管理者的薪酬研究主要關注部門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各部門對工作的分配。部門經理付出的努力不僅對本部門業(yè)績有貢獻，同時對公司整體業(yè)績也有影響，Bushman等人(1995)和Keating(1997)研究發(fā)現部門經理薪酬合約中給予公司整體業(yè)績變量的激勵權重與給予部門業(yè)績變量的激勵權重之比與各部門之間的依賴程度正相關；另外Keating(1997)還發(fā)現部門經理薪酬合約中對公司整體業(yè)績變量的使用隨本部門管理者對其他部門影響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隨公司成長機會和其他管理者對本部門的影響程度的增長而減??；最后Leone和Rock(1999)得出部門管理者的業(yè)績預算依“棘齒”原則方式來改變。
(二)會計信息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作用公司治理機制多種多樣，而且不同機制之間存在嚴密的相互關系?！吨卫怼分兄饕懻摿巳缦氯N機制之間的關系：第一，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與薪酬合約以及管理層輪換對會計信息的利用之間的相互影響；第二，公司控制的市場與激勵機制之間的關系；第三，董事會成員結構與高管輪換之間的關系。財務會計信息不僅被利用于薪酬合約，在其他治理機制中也得以使用。Deangeln(1988)研究了在存在代理權爭奪時對會計信息的利用，持異議的投資者典型地引用差的利潤表現來證明現任經理的低效率(而很少引用股價)，而且現任經理們也利用他們的會計判斷向投票股東展示他們將有一個更加良好的績效。另外其他的特定治理研究還包括接管，債務合同，股東訴訟和審計作用等。
會計信息的某些局限性迫使公司治理結構發(fā)生變化，Laporta等人(1998)研究發(fā)現在那些會計和法律制度只能對投資者提供相對較差的保護的國家里，公司治理便會轉向依賴昂貴的大股東監(jiān)督。Bushaman等人(2000b)指出財務會計信息的局限性導致董事會不得不進行更多成本高昂的信息采集和處理活動。
(三)財務會計信息與企業(yè)經營業(yè)績的關系
當今各國財務會計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均存在顯著的跨國差別，同時不同國家現實經濟效率也存在巨大差異，基于此，跨國分析模型便成為研究財務會計信息與經營業(yè)績之間關系的有效方法?！吨卫怼分赋隽宋磥硌芯控攧諘嬓畔⑴c企業(yè)經營業(yè)績關系的四個方面：
一是財務會計信息對經營業(yè)績綜合經濟影響，Rajah和Zingales(1998a)、Carlin和Mayer(2000)通過回歸分析模型研究財務會計信息與經營業(yè)績之間的關系，結果發(fā)現控制國家和行業(yè)的影響后，高質量的會計政策通過降低外部籌資成從而促使企業(yè)經營業(yè)績大幅增長，同時導致大量新公司不斷涌入，另外低的權益資本成本與高質量會計政策之間的一致性對鼓勵高風險的長期研發(fā)支出投資來說具有特殊意義。上述文獻還存在許多新的發(fā)展空間，如考慮跨國籌資市場的形成可能對上述研究的影響，另外也可以考慮財務會計信息影響經營業(yè)績的其他各種渠道，最后可以嘗試更換不同的經濟業(yè)績變量。
二是財務會計信息影響經營業(yè)績的渠道，期待財務會計信息至少可以通過三種渠道影響企業(yè)的經營業(yè)績，如圖1所示?？梢钥闯?，各渠道之間并不是分離的，高質量的財務會計制度能降低外部籌資成本從而提高企業(yè)的經營業(yè)績，而財務會計信息所起到的治理作用(渠道2)只是幾種渠道之一，進行渠道劃分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有機會分離出財務會計信息通過治理作用對經濟的影響(渠道2)。
三是財務會計信息對經營業(yè)績產生作用的影響因素，財務會計信息對經營業(yè)績產生作用時會受到其他制度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審計制度、通訊基礎設施、相關分析、財務結構、法律環(huán)境(包括保護投資者免受公司內部人侵權的法律的存在性，基本產權的執(zhí)行以及合同權利)、除對投資者法律保護之外的公司控制機制、產業(yè)集中度、對商業(yè)活動的政治影響(包括通過政治程序對公司進行財富侵蝕的能力和嗜好)以及人力資本。如圖2所示。
圖2中的制度特征都將影響到財務會計信息通過圖1中描述的三種渠道對經營業(yè)績產生的效果，如高質量的審計制度可以提高經營者和投資者運用會計數據識別投資項目好壞的準確性(渠道1)，提高會計數據規(guī)范管理者行為的效率(渠道2)，還可以加強會計數據減少投資者逆向選擇的程度(渠道3)。
四是高質量財務會計制度的性能。伴隨財務會計制度的特殊性能，其經濟影響將會發(fā)生改變。在已有經濟及財務文獻中，通常使用本國CIFAR指數代表財務會計制度質量特征，但CIFAR指數忽略了在年報中以不同形式披露的不同信息內容以及經營業(yè)績所受期間披露頻率的影響，還忽略了由于不同計量規(guī)則導致的不同會計數據信息內容。對會計研究者來說，可利用對財務會計問題的深刻理解，從而對財務會計制度質量變量進行重新定義。
針對上述四個方面的已有研究均存在些許設計問題，如變量缺失，多重共線性，內生性以及低的自由度等，從而可能導致相關系數的估計有偏差。
(四)治理研究與其他會計研究的關系《治理》闡述了治理研究與實證會計理論、管理會計研究和資本市場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
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起源于Watts(1977)以及Watts和Zimmerman(1978)，他們研究了基于財務會計數據的合約如何影響企業(yè)會計實務。實證會計理論文獻通常將合約視為給定的，從而研究在合約
中會計數據的使用將如何影響公司的會計數據，因此，這類文章并不對會計信息的效率問題進行研究。相對而言，公司治理研究則會考慮由財務會計數據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缺陷將如何影響在合約中對他們的使用，以及財務會計信息通過各種公司控制機制如何影響公司資源分配以及公司的生產能力。
管理會計和治理研究兩者都分析為了控制目的對會計信息的使用，只是管理會計研究關注內部報告信息，而公司治理研究則關注外部披露信息，對外部披露信息的關注使得公司治理研究者將會考慮財務會計信息對外部控制機制(如：外部董事監(jiān)督、公司控制市場、產品市場以及外部經理市場)的影響。
資本市場研究考慮財務會計信息在投資者評估和決策時獲取便利方面的作用，以股價及投資回報、交易量和其他資本市場特征來反映相關信息。資本市場研究者關注圖一中下半部分的渠道1和渠道3，相反治理研究則關注財務會計信息在規(guī)范公司管理者方面的作用(渠道2)。
三、《治理》的評價與啟示
(一)《治理》的評價公司治理研究的一個根本目的是為相關問題提供證據：由財務會計系統(tǒng)提供的信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緩和因管理者與外部投資者分離而產生的代理問題；通過利用已有財務會計信息，能否促進公司稀缺的人力資源和財務資本高效流動以滿足各種不同的投資機會?！吨卫怼穼ο嚓P學者關于財務會計信息治理作用的研究進行綜合分析與總結，得出財務會計信息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在公司治理中使用財務會計信息將有利于該經濟組織中資源的分配和利用，其作用途徑主要表現為在企業(yè)高管薪酬激勵合約中及董事會決定是否輪換當前管理者時廣泛使用了財務會計數據?！吨卫怼返呢暙I表現為以下方面：提出了薪酬研究的理論框架；通過綜述薪酬研究，指出財務會計信息不僅在激勵薪酬合約中被廣泛使用而得以發(fā)揮其治理作用，也可運用于企業(yè)其他各種治理機制中；財務會計信息發(fā)揮治理作用，最終必將影響到企業(yè)的經營業(yè)績，它指出了財務會計信息影響企業(yè)經營業(yè)績的三種渠道，并以渠道為基礎提供了未來研究財務會計信息質量與經營業(yè)績關系的四個話題及其研究方法建議；嘗試性提出公司治理研究和其他會計研究之間對會計數據利用情況的聯(lián)系。
(二)研究啟示我國對財務會計信息治理作用的研究也在逐漸增多，主要表現為高管薪酬研究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2006年1月國資源和財政部分別聯(lián)合下發(fā)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和《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至此我國上市公司已經逐步建立起業(yè)績型薪酬機制，企業(yè)高管薪酬開始較大程度與公司經營業(yè)績掛鉤(方軍雄，2009)，也即在高管薪酬激勵合約中更多地使用了企業(yè)財務會計數據。財務會計數據應有更多的治理作用，未來對財務會計數據在其他公司治理機制中的使用研究將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