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外研究評述
Hisrsch (1964)最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研究管理層對固定資產有關業(yè)務的處理時 發(fā)現，其行為選擇是有動機的，他指出相關各方在使用報表時要分析管理者選擇會計政策的動機，這是研究管理層會計政策選擇較早的文章之一。同年Gordon第一次做了會計政策選擇的實證文章，他認為企業(yè)在選擇會計政策時考慮的是各期收益的均 衡化，管理層要達到的目標是在使股東滿意的前提下讓自身福利最大化，這種通過會計政策選擇及改變經營策略使各期收益穩(wěn)步提高的假設被稱為收益均衡化假設。之后 Healy 發(fā)現公司管理層會因為想要獲得額外獎金，而對公司進行盈余管理和會 計政策選擇，他指出公司當本期利潤水平將要達到事先制定的管理層可獲額外獎金利潤 水平時，管理當局在選擇會計政策及方法時會采取有利于增加盈余的手段;但當本期利 潤水平與管理當局獲獎利潤水平相差很多時，因為本期獲獎無望，管理當局會有意更多 的采取降低利潤水平的盈余管理行為，從而為今后達到目標積蓄力量，而當前者比后者 超過很多時，公司則會平滑利潤，采取將本期盈余遞延至后期的盈余管理行為[[3]，其實 該觀點證實的即是企業(yè)契約理論中的薪酬契約。
Watts和Zimmerman （1986）根據經濟學的契約理論，進行了實證會計研究，其研 究表明公司管理當局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考慮的不是穩(wěn)健原則，也不是簡單的謀取 會計利潤的平穩(wěn)均衡，它考慮了更多的因素，比如簿記成本、契約成本、政治成本等因 素。并提出了三大假設：政治成本假設;報酬契約假設;債務契約假設。 這三大假設的提出在口后對會計政策選擇問題的研究起到了舉足輕重的意義，西方實證 會計的后續(xù)研究也證實了會計政策的選擇是各利益相關集團從自身利益出發(fā)進行博弈 的結果，并相對集中于驗證這三個假設。Sweeny 在研究中發(fā)現，企業(yè)在進行會 計政策選擇時，最終違反債務契約的企業(yè)在違約前的幾年會比控制樣本公司更多地選擇 可以增加收入的會計政策，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債務契約假說。
Solamans (1995)在分析了管理者意圖作為會計處理的基礎所產生的影響后，認為制定的并不合理。他認為可驗證性是財務報表信息應具備的基本特征，而以管 理者意圖為基礎對資產計價不具備可驗證性，即“意圖應由會計信息來證實，不可能由 自身來證實……，管理者意圖不能用來決定一項交易該如何進行會計處理”。
Healy 和Wahlen (1995)認為會計信息搭建了公司管理層與外部報表使用者之間溝通的橋梁， 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與可靠性不能同時得到滿足，準則制定機構要做的是規(guī)定好賦予管 理層及會計人員在處理業(yè)務時可以做主觀判斷的程度。從Solamans和Healy的觀點 可以看出，以管理者意圖作為會計處理的依據，符合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要求，但是又有 可能損害了可靠性，，應把握好其中的度。Ivancevich (1996)認為，SFAS11_5的規(guī)定使 持有同樣證券投資的公司產生不同的財務報表數據，這使得企業(yè)在做投資決策時受到影 響，而這正是由于管理者意圖做為會計處理基礎的結果，這為企業(yè)進行盈余管理行為 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2.國內研究評述
土躍堂(2000)年以滬深A股為樣本運用回歸分析模型分析影響我國公司會計政策 選擇的因素時發(fā)現三大契約假設并未得到證實，這三大假設對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無顯 著影響;但對上市公司的特別處理及暫停交易這兩條監(jiān)管政策會對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產 生影響，這一觀點與國外研究有一定的差異，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劉斌和孫雪 梅(200_5采用理論分析結合實證分析的方法對我國低值易耗品攤銷方法的選擇進行了 研究，結論支持了我國會計政策選擇中考慮到了政治成本因素與報酬契約因素，債務契 約假設未得到驗證。此外，徐先知(2010)等也通過對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研 究，驗證了政治成本、債務契約、報酬契約及管理層風險偏好會對我國上市公司的金融 資產分類產生顯著影響。吳水澎、劉斌和劉星(2004)的研究表明巨額沖銷與企業(yè)規(guī) 模負相關，與高管人員、董事會變更比例和會計政策變更正相關.
吳江濤(2007)認為，以管理者意圖做為會計確認和選擇計量屬性的基礎使會計實 踐活動復雜化，且在驗證管理者意圖時所設置的一系列條件，很大一部分不便操作及不 容易理解。同時，孫蔓莉、蔣艷霞和毛珊珊(2010)以07年上市A股股票為研究對 象，設計了對管理者意圖直接檢驗的指標“證券周轉率”，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上市公 司并不是根據是否為“近期出售目的持有”的原則劃分交易性金融資產與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的”。這說明了上市公司對管理者意圖的表述是不真實的。
曹國華、賴平(2006)在研究凈資產和剩余收益對股票定價的影響時指出;每股凈 資產與股價相關性較弱，而當期的每股收益能比較好地解釋股價。并由此推出，在證券 市場上，企業(yè)持有的其他公司股票價格若上升，則傾向于將其歸類于交易性金融資產; 而當所持股票價格下跌時，則更傾向于劃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is}。土建新(2007)在研 究A股上市公司后指出，減少稅收支出的動機使大多數公司不愿意其所持有股票價格的 變動在當期對損益產生影響，故更傾向于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計量。他還發(fā)現金融類企 業(yè)比非金融類企業(yè)更愿意將金融資產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這些觀點都從一定程度 上說明了上市公司對管理者意圖的表述是不真實的，在金融資產分類中可能存在著會計 政策選擇的行為。葉建芳、周蘭、李丹蒙(2009)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當上市公司金融資 產重要程度高時，管理層為避免證券市場股票價格波動對利潤影響過大，會傾向于將金 融資產劃歸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在持有期間，面臨收益下滑的公司，會傾向于出售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而收益不下滑的公司則不會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也就說，可供 出售金融資產比交易性金融資產更容易受到管理層的控制，更有利于管理層達到某種目 的。曹倩倩(2009)發(fā)現相對于歷史成本為主計量的財務數據，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 值調整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調整額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也就是說，兩類金融資產的市場反應存在明顯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