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宏觀環(huán)境受到危機的沖擊持續(xù)動蕩，我國的經濟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面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這些不確定因素也不斷影響我國市場上的資金流向，在我國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權力對企業(yè)的發(fā)展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隨著我國公司治理逐漸的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的轉型，不僅具有天然政府聯系的國有企業(yè)在融資方面會受到政府的影響，民營企業(yè)也希望能夠通過積極努力的建立政府聯系來尋求保護和扶持。特別是在企業(yè)融資資源緊缺的時候，行政權力對資源分配的影響對企業(yè)融資產生的作用就更為重要，而政府聯系作為企業(yè)在融資方面為自己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的一種特殊手段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是面對由此便利而取得的融資，企業(yè)能否使在刀刃上，能否有效地利用來產生價值，這將對完善我國經濟轉型期時期，資源配置和完善市場體制提供一些方向?？v觀國內外，目前學術界對融資效率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論階段，至今仍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國外對融資效率的研究比較少，而國內學者對于企業(yè)融資效率的研究也是沒有一個共同認知的模式，大都圍繞著企業(yè)融資效率的定義及企業(yè)融資效率的評價。
二、西方國家政治聯系與企業(yè)的融資效率研究綜述
?。?一 ）政治聯系的界定以及刻畫 國外較多使用Faccio（2006）的定義。Roberts（1990）把與參議員Henry Jacson存在的利益關系視為政治聯系。Bertrand、Kramarz、Schoar和Thesma（2004）認為CEO從精英學校畢業(yè)并且曾經或正在政治部門服務就存在政治聯系。Faccio（2006）對政治聯系的定義是，公司大股東或高管是國會議員、部長、州或地區(qū)的首領或者和高層政治人物有著“密切關系”。Goldman、Rocholl和So（2006）和Claessens、Feijen 和Laeven（2008）提到的政治聯系則是公司通過選舉捐款而形成的與當選者之間的關系。Ferguson和Voth（2008）將企業(yè)主管或董事會成員與執(zhí)政黨之間的密切關系視為政治聯系。在目前國外關于公司政治聯系的研究中，通常不區(qū)分公司政治聯系的方式：Faccio （2002）對42個國家進行研究，以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來界定企業(yè)的政治聯系，把公司的控股股東和總經理是否為國會成員或者政治官員作為衡量企業(yè)高管的政治背景或者政治關系的代理變量，之后在其2006年的研究中認為高管擔任“議員、部長”和“與政治有密切聯系”是同等的。Goldman，Rocholl，So（2006）以S&P500通過手動收集了樣本，并依據它們與不同黨派之間政治聯系進行了分類。
?。?二 ）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 目前各國研究都表明政治聯系對公司融資存在普遍的影響。Backman（1999）描述了印尼總統(tǒng)蘇哈托的兒子是如何在其父親的介入下為其公司輕松獲得債務融資的。Friedman（2002）對捷克、匈牙利和波蘭的研究表明，銀行對具有政治背景的企業(yè)往往存在金融軟約束，這種軟約束不僅表現在事前的簽約，還體現在事中的監(jiān)督與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約執(zhí)行。Petersen和 Rajan（1994）對小規(guī)模企業(yè)研究發(fā)現，盡管銀行對小規(guī)模企業(yè)融資有種種限制與約束，但具有政治背景的企業(yè)，會具有更密切的銀企關系，從而大大提高小規(guī)模企業(yè)獲得貸款的成功率。雖然研究不斷深入，但近幾年很多研究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都集中在債權融資方面，特別是以長期貸款作為重點：Khwaja and Mian（2005）以巴基斯坦90000多家企業(yè)的長期銀行貸款數據為樣本，來研究這個不發(fā)達國家中，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對銀行長期貸款的影響。研究中政治關系涵義是以“公司的董事是否參加過政權或政治競選”作為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標準的，主要是考察銀行貸款作為一種“尋租”提供的政治行為，檢測其對企業(yè)的影響性質、程度和引起的經濟成本。Wiwattankantang，Kali和Charumilind（2003）認為導致1999年至2002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使得與銀行或金融機構有聯系的企業(yè)將更容易得到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長期貸款，而這些與銀行或金融機構有聯系的企業(yè)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政治有關聯。Porta，Silanes和Zamarripa（2003）對莫斯科市企業(yè)“關系借貸”的情況進行研究，發(fā)現有政治聯系的貸款額占商業(yè)銀行貸款總額的20%以上，而且借款條件要比在正常的貸款情形下更加優(yōu)惠。而且通過政治聯系得到的貸款更容易違約，并且違約發(fā)生時呆賬收回的幾率通常小很多。Faccio（2002）用實證的方法對多種企業(yè)，多個國家更大的樣本量研究證明了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會享有更多的融資機會、更低的稅收和更可觀的市場占有率。特別是從制度的方面進行研究，得出了腐敗猖撅、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薄弱、政治干預較強、民主程度較差的國家，政企聯系對公司融資機會作用顯現得更加突出。Faccio，Masulis、Meeonnell（2006）進一步對1997年至2002年35個國家450家有政治聯系的企業(yè)和非政治聯系的配對企業(yè)進行了實證檢驗后發(fā)現，有政治聯系的企業(yè)比對照企業(yè)可以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它們在遇到經濟困難時也更有機會獲得由本國政治引薦的貸款援助。
?。?三 ）國外對融資效率的研究 國外學者對融資效率的研究比較少，幾乎不存在企業(yè)融資效率概念。西方國家財產組織的分散化、社會化、市場化和產權制度的私人特征使得企業(yè)融資可能天然具有效率。因此，他們對融資效率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研究市場整體的配置效率。很多研究都轉向了研究政治聯系對企業(yè)價值的影響。
三、我國政治聯系與企業(yè)的融資效率研究綜述
?。?一 ）政治聯系的界定以及刻畫 我國關于政治聯系的研究則大多使用Fan、Wong和Zhang（2007）的定義，他們將CEO現在或曾經在政治機關（中央政治或者地方政治）或軍隊任職視為一種政治聯系。陳冬華（2003）以董事會成員中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作為企業(yè)政治聯系的有效替代。肖建彬（2005）認為，政治聯系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基于特定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強制力量和權利分配為特征的社會關系。吳文峰等（2008 ）認為民營企業(yè)高管具有政治背景一般是政治工作人員“下海經商”形成的，比如政治官員到下屬企業(yè)任職、政治官員自主創(chuàng)業(yè)或到民營企業(yè)“高級打工”等。此類政治聯系的高管本身是政治官員，他們自主、被指派或被邀請到民營公司任職。第二類是民營公司高管進人人大或政協，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本文稱之為“代表委員類政治聯系”。鄧建平和曾勇（2009 ）認為高管“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資格”和“具有曾（現）在政治工作背景”是同等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制度背景，政治聯系的方式要更為多層次和復雜化，我國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公司高管現在或曾經擔任政治官員，即“政治官員類政治聯系”。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這些作為民營經濟代表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的身份是民營企業(yè)家，自身有迫切地參與人大或政協的愿望。因此，“政治官員類政治聯系”和“代表委員類政治聯系”這兩類政治聯系的高管身份和動機有明顯不同，所起的作用可能也存在差異。李維安，邱艾超（2010）認為在中國不能單純以是否存在政治聯系進行研究，應該基于不同治理層級的特性構建政治聯系指數，他們的研究改變了以往對政治聯系的虛擬變量的單一刻畫，構建了政治聯系指數（PC指數），這對注重關系背景的中國來講是一種更合理的刻畫，考慮了形式上的復雜性以及關聯的強弱性。
（ 二 ）政治聯系對融資的影響 我國的許多學者在這個方面的研究同國際上類似，主要都集中在研究債權融資的方面，很多集中在描述債券融資的特征，如長期借款比例、債務期限結構。孫錚、劉鳳委、李增強（2005）發(fā)現，由于“政治關系”可以降低貸款人對借款人事后違約的預期成本，因此該關系會對企業(yè)的債務期限結構產生影響。實證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場化程度越高，政治關系更薄弱，長期借款占總借款的比重越低。余明桂、潘紅波（2008）從制度影響的角度對政治關系是否有利于民營企業(yè)獲得銀行貸款進行研究，發(fā)現有政治關系的企業(yè)比無政治關系的企業(yè)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和更長的貸款期限，而且金融發(fā)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治侵害產權越嚴重的地區(qū)，政治關系的這種貸款效應越顯著。但是數據均基于2005年以前，且對政治聯系的研究僅限于有無。袁淳、荊新、廖冠民（2010）從信用貸款視角研究我國國有公司是否以及緣何具有信貸優(yōu)惠。以2003年至200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檢驗樣本進行研究，發(fā)現國有公司的信用貸款比例顯著高于民營公司，特別是若公司的高管具有在政治部門任職的經歷時，兩者的差異更??；但是文章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我國國有公司的信貸優(yōu)惠方面，研究政治對銀行信貸決策的干預，可以作為本文的一個佐證。
?。?三 ）政治聯系對融資效率的研究 國內在政治聯系對融資效率影響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是有許多對融資效率方面的研究都很有啟發(fā)性。（1）融資效率的內涵。曾康霖（1993被公認為較早研究融資效率的學者之一。他認為融資形式要著眼于融資的效率和成本，并分析了影響融資效率和成本的七個因素但他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之后其他的國內學者則陸續(xù)給出了企業(yè)融資效率的不同解釋。大致分為三種:第一，從融資能力、融資成本、融資風險等方面來定義融資效率。葉望春（1999）在分析金融效率時，將企業(yè)融資效率是指企業(yè)籌資成本、籌資風險以及籌資的方便程度。高西有（2000）指出企業(yè)融資效率主要是指企業(yè)融資大小及融資成本高低。方芳、曾輝（2005）認為企業(yè)融資效率是指某種融資方式以最高收益―成本比率和最低風險為企業(yè)提供生產經營所需資金的能力。第二，從成本、收益以及融資對企業(yè)的影響等方面來定義融資效率。宋文兵（1997）認為經濟學中的效率概念指的是成本與收益的關系。融資方式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包括兩個方面:交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是指該種融資以最低成本為投資者提供金融資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將稀缺的資本分配給進行最優(yōu)化生產性使用的投資者，相當于托賓提出的功能效率。肖勁、馬亞軍（2004），高學哲（2005）認為企業(yè)融資效率就是能夠創(chuàng)造企業(yè)價值的融資能力，包括是否能以盡可能低的成本融通到所需要的資金；企業(yè)所融通的資金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要從比較的和動態(tài)的觀點來看待企業(yè)融資效率。聶新蘭、黃蓮琴（2007）對企業(yè)融資效率定義為利用融入的金融資源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的能力。從成本和收益出發(fā)，融資效率包括了交易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率。第三，從微觀與宏觀方面來定義企業(yè)融資效率。盧福財（2001）他把企業(yè)融資效率定義為企業(yè)某種融資方式或融資制度在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力與功效，并以此為基礎構造了企業(yè)融資效率的分析體系。高有才（2003）認為企業(yè)融資效率屬于經濟效率范圍，在本質上和經濟效率是一致的，但由于企業(yè)融資效率并不單純是一個微觀金融行為，也涉及到宏觀經濟問題。（2）融資效率的研究方法。關于對企業(yè)融資效率的評價方法對企業(yè)融資效率評價方法的主要文獻分為兩大類:一類屬于理論分析方法；另一類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理論分析方法理論分析文獻基本都從影響因素入手，分析比較各種融資方式的融資效率，得出各種融資方式融資效率的排序，為企業(yè)提供融資方式選擇的依據。實證又分為兩大類：一類主要針對上述理論分析中的兩種不同觀點進行論證。很多使用線性回歸和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朱冰心（2005）用此方法對各種融資方式的綜合效率進行評價的同時，還融合線形回歸的方法，以凈資產收益率為衡量指標，方芳、曾輝（2005）亦運用線形回歸的方法得出同樣的結論。而肖科、謝婷（2006）運用模糊綜合評判的方法，建立了企業(yè)融資效率評價的數學模型，進行單因素比較分析。另一類是運用理論分析中的影響融資的因素，構建評價融資效率的體系，評價某種融資方式或整體融資效率的高低，并在評價過程中針對效率低下尋找解決的途徑，主要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和采用線性回歸的方法。宋增基、張宗益（2003）根據目前較一致的觀點，企業(yè)融資效率應包括籌資效率和配置效率，運用線形回歸分析法，建立籌資效率與配置效率的檢驗模型。劉力昌、馮根福等（2004）將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應用到了股權融資效率的評價體系中，但其未對規(guī)模報酬效率進行分析，而王穎、鐘佩聰（2006）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2004年內在深圳中小企業(yè)板上市公司中小企業(yè)股權融資效率進行了綜合評價，并針對規(guī)模報酬效率進行了分析。曾江洪、陳迪宇（2008）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債務融資效率進行了評價，而且是從債務融資成本的節(jié)約和融入資金的使用兩個方面來評價樣本中各中小企業(yè)的融資效率，并嘗試采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上述融資效率的理論評價方法與實證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理論分析方法與實證研究方法中的模糊綜合評價法需要確定各指標的優(yōu)先權重，而權重的確定，往往很難避免主觀性，不同的評價對象指標之間的重要性差異可能導致評價的非公正性，所以導致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的主要原因。而且通過分析比較融資效率，得出融資方式的最佳排序，思路固然新穎，但是關于這種融資方式的最佳排序，西方理論界早已有了比較成熟的理論，例如西方融資優(yōu)序論。實證研究方法中的數據包絡分析法雖然可以實現定量分析，避免了主觀方面的影響，但是對股權融資效率進行評價時，其評價的實際是股權融入資金的有效利用程度，而忽略了融資成本等因素，所以其結論難免有失偏頗。對債務融資效率進行評價時，雖然融資成本等因素都已包含在評價模型中，但是指標及模型過于復雜，分析起來也過于冗雜，以至于其得出的結論比較混亂。李維安、邱艾超（2010）對2003年至2007年的234家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研究發(fā)現，政治聯系程度對公司業(yè)績具有的“雙重”影響，他們主要對兩大觀點進行實證研究，第一是治理轉型，第二是政治聯系的收益和風險。發(fā)現政治聯系程度對企業(yè)運轉效率（資產利用效率）具有負效應。在一定程度上證實公司層面的政治聯系增加民營企業(yè)的內部交易成本，從而部分損害企業(yè)的運轉效率。雖然有涉及到對資產利用率的研究。但文章主要還是在制度層面上研究政治聯系的誘因。
四、結論
企業(yè)融資效率的定義應從融資定義入手，把與融資相聯系的多方面都體現在其中，綜合歸納出一個完整的定義，但是也不可把定義下的太寬泛，從分析融資效率的角度來講，由微觀入手來定義融資效率比較合適。盧福財（2001）指出融資微觀效率主要包括企業(yè)資金融入效率、企業(yè)法人治理效率、企業(yè)資金融出效率三個方面。據此本文認為企業(yè)融資效率可以指在企業(yè)不同治理結構模式的基礎上，以最低成本和風險為企業(yè)融入資金并運用融入資金為企業(yè)帶來最高收益的能力。在探索中可以考慮建立政治聯系的企業(yè)樣本中聯系程度對公司融資效率的不同效應，并利用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來進行推導，建立更加全面的模型，而且政治聯系的復雜動機也是可以作為后續(xù)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