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今的經濟體系下，經濟實體的產權結構趨于復雜化、多元化，因而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對產權界定和組織結構的關注程度也與日俱增。為了研究公司產權復雜程度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選取2009 ~ 2011年三個會計年度的A股非金融行業(yè)數據為樣本，采用二元邏輯回歸的實證方法，試圖探究上市公司產權與組織結構復雜程度與審計師聲譽效應之間的特定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上市公司產權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上市公司對不同聲譽審計師的選擇，而公司自有聲譽可能對審計師聲譽具有替代效果。但是這種影響在高聲譽審計師之間的區(qū)分度并不明顯。
【關鍵詞】上市公司 產權組織結構 審計師聲譽
一、引言
產權理論認為，交易成本和產權組織形式是影響交易主體的組織結構的重要因素。產權理論的提出，使得參與交易企業(yè)的產權界定形式成為了關注的重點。按照產權理論，企業(yè)產權的界定越清晰，基于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導下，溝通企業(yè)聯(lián)系的摩擦成本越小，即交易成本越小。會計的決策有用性的信息觀認為，市場對于公司信息的披露具有靈敏的反應，投資者的信息需求對于會計人員的披露要求越來越高。會計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為投資者報告和披露企業(yè)的財務信息，傳遞企業(yè)內部的信息，降低信息不對稱，從而為投資者提供決策支持。因此，站在產權理論的角度，會計是降低信息費用，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影響組織形式發(fā)展的強有力工具（陳莉萍和張巧良，2007）。合理的會計目標可以界定為向產權主體提供交易信息，節(jié)約企業(yè)各產權主體的交易費用（陳莉萍，2011）。
在當今的經濟體系下，經濟實體的產權結構趨于復雜化、多元化，因而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對產權的關注程度也與日俱增。對企業(yè)而言，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管理者都可以看做是企業(yè)實體的產權相關者，資本市場上的紛繁復雜的資金提供者都可能成為企業(yè)未來經營活動中的潛在產權主體。企業(yè)產權結構的復雜化增加了企業(yè)對外充分披露信息的難度，不可避免地為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情況的消除增加了阻礙。因此，投資者們?yōu)榱嗽趶碗s的經濟環(huán)境中選擇合適的投資決策，需要更多地依賴企業(yè)對外披露的內部信息。而會計本質上就是為這些潛在產權主體服務的，并始終致力于解決資本市場披露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在產權主體復雜化、多元化的經濟環(huán)境下，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水漲船高。復雜的產權結構需要會計更好地履行其職能。
審計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監(jiān)督活動，其對象是各類經濟主體提供的財務信息，其目標是指引會計更好地履行其報告與披露的職能，從而增加經濟主體披露信息的可信度，為各產權主體的經濟決策提供合理的保證。因此，審計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 其產生、發(fā)展和變革歷程是體現(xiàn)產權結構、反映產權關系、維護產權利益的過程（張立民和唐松華，2008）。
“安然事件”之后，審計師聲譽作為評判審計活動質量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開始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公司在選擇審計本單位財務報告的審計師的時候，也開始更多地考慮聘請的審計師聲譽所傳達的審計質量方面的信號。本文試圖探究公司日趨復雜的產權結構與審計師選擇方面的關系。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上市公司的資料數據，采用二元邏輯回歸的實證方法，試圖探究被審計單位產權的復雜程度與其審計師的選擇之間是否存在某些特定關系。在理論上，本文從上市公司產權組織結構角度豐富和拓展了審計師聲譽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在實踐中，對于提高審計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完善公司內部產權結構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一）審計師聲譽領域文獻回顧
根據西方的研究，在審計質量研究中主要有保險假設和審計師聲譽假設兩方面內容。由于經濟環(huán)境的限制，保險假設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fā)達國家，比如英美等國家。但是，“目前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客戶是出于保險需求聘請了高聲譽審計師”（陳俊、韓洪靈和陳漢文，2009），或者說，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很難完全區(qū)分出支持保險假設的部分。2001年“安然事件”的爆發(fā)，使得學者們開始更加重視審計師聲譽機制的作用及其經濟后果。國內外最近幾十年的研究中，審計師聲譽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審計作為一種獨立的監(jiān)督機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1976），也可以作為一種信號機制來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Datar， Feltham and Hughes，1991）。從代理理論來說，經過審計的公司財務報表具有較高的真實性和可信賴度，因此可以降低代理成本；而從信號傳遞理論來說，審計后的財務報表可以向市場傳遞優(yōu)良的信號，由高聲譽的審計師審計的財務報告具有更好的可信賴程度，更能為市場所認可，因此可以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
國內外文獻對于審計師聲譽提高與溢價以及審計師聲譽損毀情況的研究比較細致和全面。大量的研究發(fā)現(xiàn)，大型的具有國際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憑借其提供的高質量審計賺取審計費用溢價（Lasse Niemi，2004等）。學者們采用美國市場的數據（Beatty，1989）和英國市場的數據（Holland and Horon，1993）都通過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聘請較高聲譽的審計師，可以降低新股發(fā)行的IPO抑價，使得上市公司享受更高的新股發(fā)行價格。我國的學者基于我國審計市場數據對于審計師聲譽是否可以降低IPO抑價與國外的研究結論也基本一致（王兵、辛清泉和楊德明，2009；王恩山，2010等）。在審計師聲譽損毀方面，國內外的研究都利用事件研究法研究發(fā)現(xiàn)了在審計失敗丑聞被曝出后，聲譽受損的會計師事務所其他審計客戶經歷了負面的市場反應（方軍雄、許平和洪劍峭，2006；朱紅軍、何賢杰和呂偉，2007；Paul K. haney and Kirk L. Philipich，2004；Joseph Weber and Michael Willenborg，2008；Steven F. ahan and David Emanuel，2009等）；而因審計失敗而受到監(jiān)管處罰的會計師事務所，對于他們的競爭對手會失去一定的市場份額并且遇到保持客戶的困難（Thomas E， Wilson， Jr.and Richard . Grimlund，1990）。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審計師聲譽的存在能夠向市場傳達信息，糾正信息的不對稱和扭曲，增加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根據“深口袋”理論，審計人員作為信息風險減少者和保險人的雙重身份出現(xiàn)，因此選擇具有良好的審計師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幫助被審計單位轉嫁甚至降低風險，從而降低委托代理的利益沖突，節(jié)約契約成本。“對待風險的態(tài)度以及公司的特定風險決定了發(fā)行人對包括審計師選擇在內的一系列信號顯示機制進行了最優(yōu)化安排并服從總成本最小化” （陳俊、韓洪靈和陳漢文，2009）。正是由于審計師聲譽機制的上述效應，作為被審計單位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從信號傳遞的角度還是降低自身成本的角度，在審計師選擇方面都會有更多深層次的考慮。
陳駿（2011）的研究發(fā)現(xiàn)，聘請高聲譽審計師的上市公司更可能獲得銀行信用借款（即存在“門檻效應”）且信用借款的比例更高（即存在“約束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審計師聲譽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這一結論表明，企業(yè)可以通過審計師選擇，利用審計師聲譽的保證作用合理地實現(xiàn)自身利益。方紅星和施繼坤（2011）、施繼坤（2012）等則采用股票市場的年報數據，從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的角度展開研究，發(fā)現(xiàn)上市公司出于降低代理沖突和釋放信號的動機，會利用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信息發(fā)揮信號功能，顯著降低企業(yè)的權益資本成本，而審計師聲譽在一定程度上為該信息質量提供了保證。方紅星和戴捷敏（2012）的研究也佐證了這一結論。
隨著審計的產權功能在當代復雜經濟活動中的不斷加強，本文試圖從產權角度考慮審計師選擇可以給企業(yè)帶來的經濟利益。公司產權結構越復雜，公司代理成本和代理沖突越大，公司越有動機提高內部治理和監(jiān)管的力度和水平。因此，基于這樣的管理動機，產權結構復雜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會比較完善，同時具有比較良好的內部控制。根據信號傳遞理論，這樣的公司需要通過適當的審計意見向市場傳遞公司內部控制良好、內部治理監(jiān)管得當的信號，需要向市場傳遞高質量和較高保證程度的會計信息，更好地達到降低由于產權復雜化而引起的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沖突產生的不利影響。因此，我們預期公司產權結構越復雜，公司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師來開展審計工作，發(fā)表審計意見，從而向市場傳遞良好的信息質量的信號，提高投資者的信任度和認可。站在審計師的角度，高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深知審計師聲譽的建立來之不易，他們具有強烈的動機維持自身良好的市場聲譽，因此他們更愿意承接公司治理水平高、內部控制制度健全的上市公司作為審計對象。
由于高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能夠提供更好的審計質量，增加審計報告的可信賴程度。因此上市公司聘請高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會利于向市場傳遞公司內部組織結構治理良好的信號。基于以上理論推導預期，本文認為上市公司的產權組織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的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審計師。為了便于分析，我們選取了2009 ~ 2011年的上市公司作為公司考察樣本，將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排名的“五大”作為高聲譽審計師的替代變量。因此，我們假設：H1：上市公司的產權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的“本土九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審計師。
H2：上市公司的產權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審計師。
三、研究設計與樣本選擇
（一）研究模型與變量設計
1. 被解釋變量的選取與設計。一般認為，較大規(guī)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是高聲譽、高審計質量的會計師事務所，因為這些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客戶眾多，對單一客戶的審計收入依賴性很低，因此審計獨立性比較高，審計意見的可靠性相對更高。從“深口袋理論”上來看，因為大規(guī)模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不恰當的審計意見從而導致審計失敗的預期未來損失會很高，這就會激勵大規(guī)模的會計師事務所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大規(guī)模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更高的審計師聲譽。
由于審計師聲譽本身的不可測性，對于審計師聲譽的衡量和指標表征，學術界也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最廣泛的研究方法還是以“國際四大”來作為高聲譽審計師的代表，這一觀點也最普遍地為前人的研究所接受。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近年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排名中，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始終穩(wěn)定在前四位。而隨著中國近年來大力做大做強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品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聲譽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谝陨锨闆r，我們選取“國際四大”和“本土九大”作為高聲譽審計師的表征指標和替代變量?！氨就辆糯蟆庇伞皣H四大”和按照樣本區(qū)間（2009 ~ 2011）年度中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公布的會計師事務所綜合排名的本土前五名事務所（即“本土五大”）聯(lián)合組成，樣本區(qū)間內的“本土五大”排名如表1所示。本文分別定義“國際四大”和“本土九大”為big4和local9。如果上市公司選擇的審計師為上述兩種情況，則相應的被解釋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
2. 解釋變量的選取與設計。本文選取的表征上市公司產權組織結構的變量包括公司資產規(guī)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兩權分離度、管理層持股比例、獨立董事占董事會人數比例和子公司數目，這些變量可以從不同角度考察公司產權結構復雜度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一般認為，公司規(guī)模越大，產權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選擇高聲譽審計師。Inderst and Muller（1998）發(fā)現(xiàn)，相比股權集中公司，股權分散的公司債務代理成本越低，因此越不傾向于選擇高聲譽審計師，即：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低，本指標越小，越不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兩權分離度越大，公司產權復雜程度越高，預期越傾向聘請高聲譽審計師；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越愿意通過傳遞內部控制質量的信號降低公司價值被低估的風險（Paul & Healy，2001），公司越愿意聘請高聲譽審計師來提高信息質量，降低信息風險；獨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會獨立性越強，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越完善，獨立董事越需要向外界傳遞他們能夠勝任決策控制代理人的信號（車宣呈，2007），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師；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的子公司數目越多，企業(yè)內部產權治理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師。
本文還選取了公司上市時間來驗證審計師聲譽的替代效應，一般認為，公司成立時間越長，公司聲譽的累計會降低對于高聲譽審計師的需求，公司聲譽對于審計師聲譽存在替代作用，因此預期符號為負。控制變量方面，本文選取資產凈利率、財務杠桿和應計項目代理變量這些表征公司經營業(yè)績的變量，并控制了行業(yè)和年份啞變量，各個變量的具體定義見下頁表2。
3. 研究模型設計。本文借鑒了前人構建的審計師聲譽選擇模型，并加入個別能表征上市公司產權結構的變量指標，通過構建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來研究被審計單位產權復雜程度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具體模型為：
模型（1）：
Local9=β0+β1Lnsset+β2Leverage+β3ccruals+β4First+
β5Seperation+β6Mgmto+β7Indepratio+β8Sqtsub+β9RO+
β10Firmage+β11Industry+β12Year+ε
模型（2）：
Big4=β0+β1Lnsset+β2Leverage+β3ccruals+β4First+
β5Seperation+β6Mgmto+β7Indepratio+β8Sqtsub+β9RO+
β10Firmage+β11Industry+β12Year+ε
（二）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 ~ 2011年的上市公司全樣本數據作為實證研究的基礎，所有的數據來源均取自國泰安SMR數據庫和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在剔除了金融保險業(yè)樣本、ST和∗ST公司的樣本、B股樣本和數據缺失樣本后，我們得到了來自12個行業(yè)的4 360個樣本，下面按照年份和行業(yè)分布列示樣本數據情況。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3首先給出了按照不同年份列示的各個被審計單位的審計師選擇情況，從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總體上看，選擇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的樣本總數的比例小于但接近50%。從2009年到2011年，隨著樣本量的增加，選擇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和選擇“國際四大”的公司也逐漸增加，占總樣本的比例沒有太大變化。這說明隨著證券市場的完善和國內審計市場的發(fā)展，企業(yè)越來越重視會計信息傳遞的信息，因此在選擇審計師方面更加重視，更看重審計師聲譽。其中2009和2011年的樣本里，選擇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的被審計單位數量小于選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的數量，說明在市場中，由于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更重視自身聲譽的建立，對于客戶的選擇也更加慎重，再考慮到審計費用的高門檻，使得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群體還是偏少數，這也符合市場實際情況，只有2010年的樣本出現(xiàn)例外。
下頁表4和表5列示了不同審計師聲譽分組的樣本描述性統(tǒng)計情況。在表征企業(yè)組織結構和產權結構復雜程度方面的變量上，高聲譽組別中的管理層持股比例、子公司數目、資產規(guī)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兩權分離度等指標基本都高于低聲譽組別的平均水平，符合上市公司產權結構越復雜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師的預期。公司聲譽替代變量中，Local9=1組別的公司平均上市時間低于Local9=0組別的平均水平，也基本符合公司聲譽對于審計師聲譽具有替代作用的預期，但是在“國際四大”組別中沒有體現(xiàn)。獨立董事比例變量中，Local9=1組別的平均水平低于Local9=0組別，符合預期，但是在“國際四大”組別中卻呈現(xiàn)相反的結論。
下頁表6列示了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從相關系數矩陣中可以看出，研究的主要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大部分都在0.5以下，說明模型選擇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不大，模型設定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Logistic回歸結果分析
1. 審計師選擇與產權組織復雜程度。模型（1）旨在分析產權復雜程度對高聲譽審計師和其他審計師選擇的區(qū)分度?；貧w結果可知，上市公司的資產規(guī)模系數為正，而且顯著，說明上市公司的資產規(guī)模越大，越傾向于聘請高聲譽的審計師，與預期一致。兩權分離度的系數為正，而且顯著，說明上市公司的兩權分離度越大，越愿意聘請高聲譽的審計師。管理層持股比例的系數和納入合并報表的子公司平方根的系數也顯著為正，研究結果符合預期，說明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子公司數目越多，公司產權結構越趨于復雜時，上市公司也更愿意聘請高聲譽的審計師。另外，獨立董事所占比例系數為負，而且顯著，符合研究預期，說明董事會獨立程度越低，上市公司的產權結構越趨于復雜，則上市公司就更傾向于聘請高聲譽審計師。這些結論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假設一得到驗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系數為正，但是結果并不顯著，說明這一指標可能不是影響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的敏感因素，也可能這一指標對于表征公司產權組織復雜程度的效果并不明顯。這可能是由于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更多的是體現(xiàn)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而對于公司股權分布和產權分布結構并沒有更深層次的展現(xiàn)所致。
模型（2）旨在考察國際四大在高聲譽審計師中的區(qū)分度。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表征上市公司產權組織復雜程度的變量中，只有資產規(guī)模和兩權分離度的回歸結果顯著，而且符號符合預期；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符號相符，但是并不顯著；而獨立董事比例、管理層持股比例和子公司數目不僅符號不符合預期，而且結果也不顯著。經驗證據對假設二的驗證并不充分。這說明我國資本市場目前的環(huán)境下，產權組織結構復雜的上市公司在面臨選擇“國際四大”還是本土高聲譽會計師事務所的問題時，并沒有明顯偏好“國際四大”。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國際四大承接的客戶數量較少，使得樣本量較少影響了回歸；另一方面可能我國現(xiàn)行并不完善的資本市場環(huán)境下，產權結構過于復雜的公司對于選擇“國際四大”還存在一定的顧慮，公司產權復雜程度對于高聲譽審計師之間的區(qū)分度并不明顯。
2. 審計師選擇與公司聲譽的替代作用。從模型（1）回歸結果可知，公司上市時間的系數為負，而且非常顯著，這說明公司聲譽對于審計師聲譽的替代效果非常顯著，公司上市時間越長，公司聲譽越強，公司自身聲譽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向市場傳遞比較良好的信號，因此在審計師選擇方面對于高聲譽審計師的需求就會偏弱，公司聲譽對于審計師聲譽的替代作用確實存在，這一結論符合研究預期。但是在模型（2）中，這種替代關系雖然成立，但是并不顯著。
3. 審計師選擇與上市公司經營業(yè)績披露。模型（1）回歸結果表明，財務杠桿的系數為正，而且顯著，符合研究預期，說明財務杠桿越高的上市公司財務風險越高，為了傳遞良好的信號，可能更愿意聘請高聲譽的審計師。資產收益率和應計項目的系數雖然為正，但是并不顯著。這可能表明財務杠桿和應計項目并不是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的重要考慮敏感因素。這可能是由于資產收益率和應計項目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有所體現(xiàn)，會向市場傳遞一定程度的信號，從而削弱了其對審計師選擇方面的作用。
模型（2）的結果顯示，財務杠桿和應計項目均與預期呈現(xiàn)反向而且顯著關系，說明上市公司財務風險越高，反而越不傾向于選擇“國際四大”，可能說明債權人的利益訴求在是否聘任“國際四大”的抉擇中并沒有得到滿足；由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程度的不同，在選擇“國際四大”時會有更多的顧慮。這可能表明，在面臨是否選擇“國際四大”的問題上，產權結構復雜的公司可能權衡后更愿意選擇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這也解釋了選擇“國際四大”的上市公司數量不多的原因。
五、研究結論和局限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2009 ~ 2011年的上市公司全樣本數據，試圖研究被審計單位產權的復雜程度與其審計師的選擇之間是否存在特定關系。研究發(fā)現(xiàn)：
1. 表征上市公司產權與組織復雜程度的指標幾乎都會顯著影響審計師聲譽變量。在是否聘任高聲譽審計師的選擇中，上市公司產權與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上市公司對不同聲譽審計師的選擇。上市公司的產權和組織結構復雜程度越高，公司可能越愿意傾向去聘請高聲譽的審計師，從而更有利于向市場傳遞公司內部治理良好的信號。但是產權與組織結構復雜程度在決定公司是聘請“國際四大”還是本土高聲譽事務所的區(qū)分中作用有所削弱。
2. 公司自有聲譽可能對審計師聲譽具有替代效果。公司上市時間越長，公司自有聲譽越強。由于公司自有聲譽的正面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向市場傳遞公司內部治理良好的信號，因此在審計師選擇方面對于高聲譽審計師的需求可能會有所削弱。但是這種替代效果在“國際四大”的選擇中并不明顯。
3. 上市公司的某些經營業(yè)績指標并沒有成為上市公司選擇高聲譽審計師的重要敏感因素，甚至對于選擇高聲譽審計師產生了制約。產生這一情況的潛在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這些體現(xiàn)經營業(yè)績的財務指標本身在上市公司的正常信息披露中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場傳遞了信號，從而削弱了審計師聲譽在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企業(yè)經營者可能會基于盈余管理的程度和這些報表項目的信號傳遞作用權衡利弊，在審計師聘任中放棄最好的選擇。
（二）研究局限和不足
本文的研究局限性和不足主要有：第一，本文研究的數據年份跨度僅僅為2009 ~ 2011年三年，也許擴展研究年份跨度之后能夠對于上市公司的審計師選擇得出更加全面、合理的結論。第二，本文對于應計項目代理變量的處理趨于復雜化，也許削弱了應計項目變量對于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和敏感程度，數據處理方法可能對于實證結果和結論產生一定影響。
【注】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產權視角下的審計師聲譽機制及其經濟后果研究”（項目編號：71272189）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內部控制與獨立審計的耦合效應研究：財務重述視角”（項目編號：12YJA790193）以及天津財經大學研究生創(chuàng)新基金項目“審計師聲譽受損信號傳遞機制有效性檢驗及其原因（機理）分析”（項目編號：2013TCY00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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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劉雨杰
【作者單位】
（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 天津 300222）
